【编者按】

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众志成城,共御外敌。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文艺宣传的阵地,从物资保障的后方到秘密情报的战线,万千力量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民族洪流。历经岁月洗礼而留存至今的抗战信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精神的传递者。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荔枝新闻推出《抗战信物·时空对话》系列报道,以"信物"为媒,邀请当代青年与抗战亲历者的后人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探寻跨越时代的青春信念。

如今,《游击队歌》的手稿静静珍藏于中共一大纪念馆。泛黄的纸张上,刻进纸背的笔迹仍清晰可见。

为了探寻这首传世抗战歌曲背后的故事,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林瑞沣走进贺绿汀旧居,倾听贺绿汀的女儿贺元元讲述这位上音老院长的诸多往事和《游击队歌》的创作经历,一道回望那段被音符和信仰共同镌刻的历史记忆。激昂旋律的背后,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也映照着贺绿汀作为"人民音乐家"的信念。

"我们家乡在湖南邵阳邵东乡下一个很偏远的小山村,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我三伯贺培真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跟毛主席是同班同学。我父亲经常去看我三伯,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接触了一点进步思想。三伯到法国留学后,留下来很多五线谱教材,我父亲如获至宝。"贺元元说。1923年,贺绿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长沙岳云学校,正式开启音乐人生。

1926年,英国军舰在四川制造"万县惨案",激起各地民众怒火。贺绿汀带领三十余人点火焚烧了设在邵水边上的英国公司煤油库。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贺绿汀随教导团参战。不会打仗,他就帮机枪手装子弹。起义失败后,他随部队撤退至海丰县城,留下担任东江特委宣传干事,画宣传画,写下了人生中第一首革命歌曲《暴动歌》:"兵工农,兵工农,起来大暴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大成功!"

"有一种说法是说《暴动歌》是贺老后来创作《游击队歌》的前奏曲,您怎么看?"聆听着贺绿汀作为革命音乐家的成长历程,林瑞沣问贺元元。

"我父亲在广东是亲自上战场的,《游击队歌》也是他亲眼看着那么多战士冲锋陷阵,看到那么多难民在逃难,亲身体会才能写出流芳百世的歌曲。"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贺绿汀加入上海文艺界组织的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宣传抗日。他一路从南京到山西,目睹战火中的百姓流离失所,也见证了无数战士浴血奋战。贺元元回忆,有一次在前线宣传到一半,警报就拉响了,父亲和队员们只能躲进防空洞,外面是不绝于耳的轰炸声和机关枪扫射声。

在山西临汾,八路军炮兵团的将士们告诉贺绿汀,部队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炮,如今这些都是缴获日军的或者阎锡山部队南逃时丢弃的炮。"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关键的歌词就这样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在战地的油灯下,贺绿汀一夜之间写下《游击队歌》。1938年,在八路军高级干部晚会上,贺绿汀指挥演剧队第一次表演了《游击队歌》。没有乐器,戏剧家欧阳山尊就用口哨伴奏。尽管演出条件简陋,但歌曲本身却引发了在场所有人的强烈共鸣。

很快,《游击队歌》就在华北各敌后根据地传唱开来,并迅速流传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点燃了全国军民捍卫国土、痛击日寇的决心。

《游击队歌》的感染力也跨越了国界。在晋察冀根据地,一位外国医生在行军途中,经常哼唱起这首歌,他就是白求恩。美国记者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在其著作《中国的双星》中多次提到这首歌曲。

而这种感染力并未随时间削弱,贺元元回忆起一件往事,"1999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我随单位到成都去演出。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桌不认识的人,当他们知道我是贺绿汀的女儿,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游击队歌》。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说,谢谢你们没有忘记我父亲。"

"音乐它可以是武器,可以是射向日本鬼子的子弹。它可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生活,祖国的命运和发展,这是最重要的。"贺元元说。

今天,《游击队歌》的旋律仍在校园、舞台、纪念活动中响起。从山野到城市,从战时到和平,它跨越时间与空间,依然唤起人们心中最深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