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争持，终于到了一个足以成为转型期范本的时刻。

这样的争议，终于有一点市民社会的意思了:不是绝对的权威，也不是绝对的民意，在这个空间里，可以容得下一个决策的过程——人们对自己负责了，才会有人对人民负责。

在民众还不完全了解垃圾焚烧发电时，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就已摆在了民众面前，或者即将在你身边开工建设，民众也就只剩下接受与不接受两个途径——大多数时候，人们是沉默接受的。11月22日，广州市政府就番禺垃圾发电项目情况召开新闻通报会，发言人明确表示“要坚定不移推进垃圾焚烧”。翌日，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附近的番禺大石镇近300名居民，手持反对标语，到广州市城管委上访，接着又来到广州市信访局继续上访。事态的扩大，已将争议从暗中的僵持摆上街头，民众反对环保，听来是那么不可思议，但事实却是民众反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利益瓜分，反对在环保的名义下以自身的健康为利益集团背书。

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污染，世卫组织称其为“最毒致癌物质”，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污染环境的后果犹不确定，即将恐惧以秘密的方式加于厂址附近的居民身上，无论如何，极不恰当。番禺区自2003年开始，即着手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工作，但直到新闻通报会之前，犹未正式征求附近居民意见，如此漠视，只能说是“为民作主”的惯性与傲慢，在另一方面，据媒体调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25年特许经营收入将近500亿。

其实，项目不是非得坚定不移，选址不是不可以换，民众不是不可以知之，惟一坚定不移的，仅是利益:曾有环保机构人士指出，西方先进国家逐渐关闭垃圾焚化炉之后，迫使焚化炉公司转移到亚洲市场，售卖过时的科技产品。此说不乏明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当地居民的强烈要求下，日本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大量减少，日本国民的恐惧，是因为看到二噁英在越南产生的畸形婴儿。

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的民众在这一方面比日本国民勇敢吧，而当民众不要被代表，他要为自己作主时，选择尊重是应有的方式。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在广州市信访局接访的当时，立马表态:“大多数市民反对将不会动工。”稍后，番禺区区长楼旭逵亦在相关座谈会上表态:“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开工。”态度的转变与市民权利的自我发现其实相与始终，反对用之于正确的时候，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力量。24日，番禺区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番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分别召开会议，初步提出五点处理措施，拟重新审视和论证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近年来，民众在健康面前对于权利的发现是惊人的。2007年，厦门海沧PX项目（对二甲苯），在政府与民意之间，几经反复，最终厦门居民以广场散步换来了PX项目的迁址，为此，广州媒体还曾以“散步是为了遇上可说服的市长”进行阐述与释怀的纪念。从“散步遇上”到“或将公投”，这是政府尊重民意的进步。民意并不是遇上就尊重，没遇上就可以不尊重的，因为在现代的公共决策中，民意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在这件事情上不遇到，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总会遇到。

“或将公投”是否为遇上可说服的民意？当然是了，将决策过程交予公开的民意，民意就是可说服的，反之，在民众不知情下，对他们的切身利益进行决策，遇到的就可能是不被说服的民意。在二噁英之外，政府与其实不反对环保的民众，应该学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