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调节行为的准则无非就是“情感、理智、法律”三样。西方人先讲法，后讲理，然后再讲情。但中国人截然不同，遇事总是先讲情，后讲理，然后再讲法。中西差异透露出中西价值观道德观的差异。

前几天，汪峰通过经纪人正式通知旭日阳刚：严禁在商演中继续翻唱《春天里》，以维护个人乐曲版权。这本是一件合法合情合理的事，在网友中竟然惹出一片唏嘘与指责。（《新华网》2011年2月12、13）

指责汪峰的理由有二：旭日阳刚是一对没有任何背景的纯粹农民工组合，他们无钱无势，能够从草根歌手爬上春晚舞台，除了个人努力奋斗的因素外，象当年中国进联合国毛泽东所说“是非洲穷朋友把中国抬进去的”一样，靠的是亿万草根民众的追捧抬举。他们养不起庞大的创作团队，请不起专业策划，如果不许他们翻唱，无异于釜底抽薪，断其根本。让这朵刚刚绽放的草根之花就这样凋谢，民众情感上通不过。

其次，中国音乐版权与著作权法执行现状不尽人意。那么多人违法违规未受追究，让一个手无寸铁的无权无势的草根弱者突然被强者维权，无论怎么解释，都难洗脱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嫌疑。欺负弱者这一点最让民众受不了。

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既有大量权势恃强凌弱的实例，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弱凌强”，“杨白劳成了黄智仁他爹”的“反象”。本应成为民意道德强者的汪峰突然在网民心目中变成了道德弱者，不能不说是这种社会“反象”的典型演绎。反映了社会道德价值观因“亲弱”因素导致扭曲变形的社会现实。从其普遍性情形看，这种道德价值观的扭曲变形大有向社会各层次蔓延形成“围歼”公义、公理的态势。

中国网民本是个敢于自由表达的群体，他们道德价值观的这种扭曲主要来自网络大量侵权现象泛滥的“反面同化”。大量无良网站刊载、转载、抄袭原创非但堂而皇之不付稿费，有时连作者名字都忘记署上，转载的字样也懒得标注。当这样的情形被大量复制、仿效、普及，被侵权的愤怒慢慢变成了反感变成了麻木最后变成了习惯性认同。“久在鲍肆，难闻其臭”，情感扭曲必然导致道德价值观的倾斜，最后黑白颠倒，强词夺理。

从这一点看去，汪峰才是真正的弱者，他弱就弱在竟敢在一个不讲权利的环境冒天下之大不韪维权。而我们连弱者也算不上，仅仅只是看客群里一个可怜虫。包括这篇原创未来肯定会遭受媒体无数次“强暴和蹂躏”，而我却不敢也不愿发出一声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