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上午，一辆装载着520只狗的货车，被动物保护志愿者拦截在京哈高速公路通州路段。经确认，这500多只小狗为狗贩收购，准备贩卖到东北地区供人食用。随后，300多名志愿者陆续赶来，试图解救车上的小狗。后经警方介入，证实车辆和狗只的运输及检疫手续齐全，志愿者和警方没有恰当的法律依据强行扣押车辆、解救小狗，志愿者的解救工作陷入了僵局。直至次日凌晨，志愿者终于与车主达成协议，以10万元的价格整车买下所有小狗，并送往小动物保护组织的安置基地救治。

至此，这一事件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多赢”结局。首先，小狗得到解救，志愿者的爱心行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其次，狗贩的合法利益没有以“爱”的名义受到侵害；再次，警方尊重法律赋予狗贩和车主的合法权利，没有迫于现场志愿者的声势而变通行事，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一阶段性的完满结局却只是一个开始，接下去的难题和争论仍将继续。

相比300多志愿者齐聚京哈高速路解救“狗狗”的壮观，因此事而激起的网络舆情却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浏览各路网络论坛、微博和新闻留言，对志愿者的救狗行动，竟然是批评者多而赞同者少，而批评者的质疑则大多集中于两点：一是志愿者的爱心和金钱为何花在狗身上，却不肯施与需要救助的人；二是志愿者为何只救狗而不救助同样面临宰杀命运的猪、牛。

在上述两个诘问中，前者未必成立，志愿者投入精力、财力救狗，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曾或不愿帮助需要救济的弱势人群，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同时也是最热心帮助他人的爱心人士。

但后一个诘问却切实指向了救狗行动隐含的某种悖论。如果仅就理性而言，志愿者的救狗行动在逻辑上确实无法自洽：“狗狗”是需要解救的“小生命”，难道那些同样待宰的猪、牛、羊们就不是“小生命”？大张旗鼓地救狗，却默认对猪、牛们的屠宰，其间的标准究竟如何界定？面对质疑者的类似诘问，志愿者们很难以“动物权利”为理据论证救狗行动的合理性。

然而世间万事并不全然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对于爱狗人士而言，情感上可以接受对猪、牛的屠宰，甚至可以坦然享用一块火候恰好的牛排，却无法容忍对“狗狗”的虐待、宰杀，可能就是他们热心救狗的全部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厚此薄彼的取舍，可以视为社会中部分人的“偏好”，而一个宽容、和谐的社会，不仅能够尊重、容忍这种偏好，而且可能逐渐使其成为更多人普遍接受的价值，甚至逐渐形成社会共识。实际上，即使在被志愿者视为动物福利榜样的西方社会，目前也仅仅在不食用狗肉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至于猪、牛等动物所能享有的“福利”，还不过仅限于死得比较干脆和舒服而已。

因此，爱狗志愿者有选择爱狗的权利，其他人应该对他们的这种选择予以充分的尊重，哪怕他们无法在逻辑上充分论证其行为的合理性。同理，在爱狗和不食用狗肉尚未形成社会普遍共识的前提下，爱狗人士的行动，仍然不得不恪守不侵害他人利益的边界。

以此重新检视此次救狗行动的结局，就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它的“多赢”结局不仅是当下社会现实下可能达至的“最不坏”的结果，而且堪称在法治秩序下解决不同群体间观念和利益冲突的范本。

当然，为了实现这个“最不坏”的结果，爱狗人士不得不付出了沉重的经济成本，而且未来将不得不面对如何安置这些小狗，并为其寻找出路的难题。但是，在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环境中坚持自己的“偏好”，这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坚信爱狗及至爱一切动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则这些经济成本更可视为先驱者为文明进步所作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