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些政府部门和个别官员把上访的群众称为“刁民”、“恶民”等。笔者敢问，如果社会不“变态”，百姓那敢“撒野”？其实，人民不是“刁民”，到底是官员“刁”还是人民“刁”，如果人民皆是“刁民”，那对应的官员八九不离十也成了“刁官”？自然，百姓贱骂还是官员欠骂？刁民谩骂还是刁官欠骂？答案一目了然。“纠结”呀！网民或百姓“骂声”传染易导致社会形成恶态。那被“骂”的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为何不扪心自问一下，网民或百姓到底在“骂”谁？为何要“骂”人？究竟又是哪些负面心态易被传染？说到底，不是百姓想“骂”人，只是某些官员“欠骂”。老百姓“骂官”不是洪水猛兽，并非“刁民”当道，网民或百姓“骂官”大多是善良的提醒和行为的监督。

顾名思义，“刁民”不是属于官府和官人的人。人民并非“刁民”，“刁民”并非“恶民”，是人民中的“聪明人”，是合理运用现有法律法规争取和保护自身利益的人。“刁民”是同某些官员相对应的，是官员对一些难对付的百姓的统一称呼。可以说，“刁民”就是刁难某些部门和官员的，在官员看来属于那种很难对付的一类百姓。然而，“刁民”不同于孤注一掷的“暴民”。

应该说，对“刁民”下定义是没必要的，因首创这个词本来就是以混淆和胡搅为目的的。比如，在城管的逆向思维里，占道经营者不应该是“刁民”；在信访的逆向思维里，上访诉求者不应该是“刁民”；在官员的逆向思维里，群众监督者不应该是“刁民”；在政府的逆向思维里，拆迁钉子户不应该是“刁民”……那么，在非常人眼里，“孙志刚现象”属于典型的不肯屈服的“刁民事件”，否则就不会在收容站里被活活打死。但也正因为有了孙志刚这个所谓的“刁民”，才使得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总之，“刁民”的称呼是官方和官员赐予的，“刁民”的贬义也是官员赋予的。自古以来，官员不仅不喜欢“刁民”，最痛恨的也是“刁民”。因为，“刁民”多了，工作难做，官也难当。

显然，“刁民”是贪官庸吏的克星，是政府和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眼中钉。同时，“刁民”能让政府和官员行事更为慎重，这便是“刁民”的社会价值之一。有利于维系官民之间的“生态平衡”和“价值平衡”，这是符合相生相克的生物学原理的，这还是一对辩证的唯物论体。反之亦然，当“刁民”被充分尊重时，“刁民”自然也就成了真正的“良民”；若官员都拿“刁民”当“人民”或“主人”，官员心中也就没有“刁民”这个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