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有网友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已正式发函给丁立国，对他在联合三十多位人大代表提出《要求制定禁止公务和官方宴请消费鱼翅规定的建议》表示感谢和支持，并明确说明将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相关负责人对此回应称，发函内容属实，并表示有望在三年内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7月3日《重庆晨报》）

禁吃鱼翅还要等上三年？有关部门的操作流程并不被舆论买账，在一些网友看来，三年太久，理应只争朝夕。不过，禁吃鱼翅的看点并不在于三年内出台规定还是马上发文禁止，关键是这一提法和前不久的禁喝茅台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价值微乎其微。好吧，鱼翅不能吃，官员们还可以吃别的山珍海味，难不成还要再一一出台禁吃熊掌、禁吃燕窝……的规定？在丰富多彩的中华饮食文化面前，简单枚举式的禁令显得多么幼稚可笑。当花样迭出的公款吃喝已然成为某些官员“舌尖上的创意”，种种三令五申反倒成了公务接待不断推陈出新的推手。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出台的相关禁令多达上百项。相关部门对于公款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却有日趋泛滥、蔓延之势。一年“吃掉一两个三峡工程”、“喝光两三个杭州西湖”令人触目惊心，“不选对的，只点贵的”奢侈消费更是刺痛公众神经。对于上百个红头文件为啥管不住一张嘴，不妨从三个层面予以反思。

从制度本身看，大多禁令文件本身道德倡导性内容过多，具体责任追究等细节性规定少，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这就给不少公职人员一种错觉，只要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不算罪。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建议，设立“公款吃喝罪”、“挥霍浪费罪”，这种用“严刑重典”惩戒公款吃喝的做法，在国外早已有之，值得我们借鉴。可以想见，将公款吃喝纳入刑法规定范围，无疑能让更多的公款吃喝者有所顾忌与收敛。

从制度执行看，三公经费不够透明、缺乏监督，为各地公款吃喝的超标违规提供了便利。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公款的开支是有严格规定且是公开、透明的。前几年，芬兰央行行长在一次公务接待的宴会上点了一盘20欧元的“鹅肝”菜。菜单公示后，这盘超标准的菜引起民众的不满，行长被批评为“贪腐”，最后不得不引咎辞职。反观我国，公款吃喝更多地是内部监督，缺乏公众参与，这无疑给了一些地方大吃大喝的底气。

从外部环境看，权力运行和资源配置机制不健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不久，甘肃天水市接待办“公务接待成为生产力”的标语固然雷人，却也道出了某些潜规则。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尤其对于某些重要领导和关键人物，接待好能拨巨款、上项目，接待不好就要穿小鞋、靠边站。在这样的行政生态之下，谁还能守得住“四菜一汤”的原则？

对于公款吃喝来说，禁吃鱼翅只是块靠不住的“制度补丁”，既不好看，也不管用。倘若制度外衣的材质有问题，这样的补丁打的越多，越容易裂缝。唯有一手重新架构公务消费制度，强化财政透明和公众监督，一手把行政审批的大权从餐桌请回办公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大吃大喝的公款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