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病治病的问题上，医患本应是一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本不该因为制度的设计缺陷而成为彼此猜疑，互相对立的双方。

没人喜欢去医院，孩子的父母更是如此。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总杨樾却不得不去，因为女儿又是发烧，又是呕吐。他带着女儿去了全国闻名的北京儿童医院，结果医生怀疑是急性脑膜炎，让他先做腰穿刺和脑部CT。他心存疑虑，又带着孩子去了协和医院，大夫只是诊断为感冒。后来孩子的温度真的就降下来了，“迫不及待地要下床淘气了”。(8月19日《新京报》)

杨樾把这件事情发到微博上，结果引来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普通网友多看到结果，进而认为儿童医院的医生过度医疗。同样有了孩子的明星马伊俐则惊呼：“太可怕了！只能建议家长多掌握医学常识以求自保。”但医生们，则更倾向于分析这位同行的诊断过程：“面对同一个患者，不同医生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诊治病人。不同的诊治手段，结果可能是一样。”北京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医生的看法。有医生在杨樾的微博下留言：如果孩子真是脑膜炎，怎么办？

仔细梳理双方的争论，不由得让你慨叹，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怎么就脆弱到这种程度？批评、指责甚至是谩骂医生无德的人，一旦生病，却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自己不信任的人；而给病人看病的大夫，心里却不断地打着鼓：万一出现意外，自己的病人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医闹求偿算是轻的，近几年恶性刺医事件也时有发生。所以即便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他们也要患者去检查核实。

两个没有安全感的群体就这样被捆绑在一起：患者提到医院就头皮发麻，挂号困难，求医难见。终于见到医生，又在担心，医生是否能尽责，是否会通过过度医疗掏空自己本已干瘪的钱囊。除了看病难、看病贵，还有潜在的医疗事故——— 这是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他们满心希望却又战战兢兢。

对医生来说，看病已经不单纯是看病，更像是一道选择题：要么穷尽一切手段，将患者治愈；要么将为医院带来无尽的麻烦和高额的赔偿，甚至是自己受到生命威胁。

除了高风险，他们的工作强度也极大，而收入则严重不成比例。结果是，医生越紧缺，想做医生的人却越少，好医生则更少。前两天媒体报道，国家每年培养的60万医科毕业生，竟然只有10万多名成为了医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经告诉世人的一个观点，我们把生命托付给医生。我们不会把这种信心赋予吝啬或处境糟糕的人。医生的收入应该高到这种高度：使他们拥有一个体面的、值得信任的社会地位。而加上他们从业所需教育耗费巨额金钱和时间，必然推高了提供服务的价格。

之前我们更多强调，加大对病患者的医疗保障的投入，但其实，对医生的保障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建设。

就在医患相煎，甚至恶性事件不断的节点上，一座由深圳市投资35亿元成立的深圳香港合作医院开始试运行。他们不但通过全科每次130元的“打包”收费制度，试图让90%的病患在全科门诊得到治疗，而且还采用更为灵活的医生聘任制度，薪酬方面，最高年薪可达百万。更重要的是，参照香港，医院为医生购买了“职业责任险”，将医疗事故责任交予第三方处理，保证医生在治疗环节更加专心，改善医患关系。

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比以往的改革措施更深刻的意识到了：在看病治病的问题上，医患本应是一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本不该因为制度的设计缺陷而成为彼此猜疑，互相对立的双方。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保障：不但要给患者以支撑，让他们有更好的医院看病；也要给医生以保障，能够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看病时不能畏手畏脚，作茧自缚；不但要给病患者以尊严，提供完善的医疗保障，免除看不起病的后顾之忧；也要给医生以体面，从高强度低收入下将他们解放出来，获得优裕的生活。

这一切，得同时兼顾医患双方。

□特约评论员 张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