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正探索分权制衡一把手，具体做法是将财务、人事、采购等“共性权力”及部分单位具有的工程建设、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差异化权力”实行副职分管和正职监督，形象的说法就是权力“3+X” 下放。

与重庆类似的做法，早年在深圳也试行过。2002年深圳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时，推行了“行政三分制”，即通过设立决策局、执行局等机构而将决策权、执行权分开，据称这是致力于建设“现代公共型政府”。这类探索都是致力于打破权力过度集中、垄断的现状，以便加强党政工作的效率并有效防止腐败。

权力过度集中必然导致腐败，这已是现代政治常识。政府内部乃至党政系统内部的各项事权要有明晰分工，决策、执行、监督各自运作而互相协调，以此才能确保公共服务有效率，根本目的自然还是预防腐败的发生。无论是“3+X” 下放还是“行政三分制”，都以内部权力分工的方式进行了有益探索，一定程度上值得肯定与鼓励。

但我们也要看到，任何针对权力自身的改革，都不可能以某个单一举措一劳永逸地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立足于反腐，这类改革不可能只局限于内部，如果不在社会监督上发力，成绩很难凸显，甚至不排除有衍生新问题的可能。

真正意义的反腐是遏制制度性的腐败，简单发现某个官员的腐败事迹，还是较为粗浅的努力。现如今，一些地方努力实现一把手权力“瘦身”，固然可以减少腐败源自权力尖端的可能，但分化出去的事权是否会保持克制？如果副职手上掌握的财务、人事、采购等权力滋生了腐败空间，那可能将导致更系统性的溃败。我们的现实是，盯紧一把手一个人往往都很难，盯住其所在的整个系统更加困难，而且这两种困难相互交织。

以重庆的探索来看，一把手主要负责决策和监督，可以预料，监督力量会有较大发挥，权力诉诸自身的压力自上而下传导，不能不说这是监督的强化。但这只是系统内部监督的强化，属于自我约束的再发力，但真要做到让一般民众都对权力放心，形塑更加强大的公信力，还不够。监督在系统内外分两套标准展开，某种程度上，内部监督可能更加强调执行到位，而外部监督更看重公众利益获得权力回应与尊重，前者是不同事权、层级之间的敦促，后者是面向权力整体的约束。兼顾了这两套标准，并分清轻重排序，我们才能认清反腐的根本出路。

系统内部的权力调整一再开展，相对而言，向系统外部赋予监督的能量和渠道不算多见，这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小修小补的新尝试是否会成为一种依赖，往前再突破一点，会不会就畏首畏尾？如果只是做到权力系统内部满意就适可而止，改革与调整会否被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推着走？

增强民众的信心，改革务求实效，必须在社会监督的层面上进行分权制衡，这是核心。一些地方行政分权的措施推行至今，效果究竟体现在哪里？人们看到的、印象深刻的大成果还不是太多。重庆探索分权制衡一把手，时间既久是否就会淹没在海量的新闻中，没法简单判断。更广泛的内部改革、地方探索还有不少，有必要反思，这些改革和探索是否成了越往下走越一般化的“形象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