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6日，一封批评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的信件在网上疯传：“吃饭也吃出阶级差别；校长对上谄媚对下严苛；论文指标化；把老师当农民工，官本位践踏了教师的尊严”。此后，校长回应她“内心阴暗”，并指出有关谢灵学术不端的调查正在进行，故事又向着腹黑的方向发展。谢灵也表示决心将这场战斗进行到底。（7月18日，厦门网）

中国的大学教育，虽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与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历年大学所出科研成果；教育培养出的有创造力的学生人数；大师级别的高端学术人才……这些衡量高等教育的主要标准，足以看出我们的差别所在。为此，各方面的反思与改革接踵而至，但人们往往并未意识到，思想观念的落后，才是双方最大的差距。一个曾产生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国度，却缺乏容忍个别“异类”的胸怀，不啻是我们的大学精神的悲哀！

虽然，像谢灵副教授这样的“异类”在性格上，或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固执，似乎在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机构中，她们无法与周遭相容。但是，如果人们只是拘泥于其性格方面的所谓“缺陷”，则就会忽略了他们性格之外的“正能量”——勇敢、真实；不从众，不畏权；不遮掩，敢揭露……窃以为，这些都是一团和气惯了的国人性格和精神中，最为缺乏的高贵品质。

反观我们现有的大学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官方行政体制克隆的产物，“官本位”体系仍居首位。高校从业者的声誉与利益，与其学术、教育成绩有关，却跟其获得的行政级别紧密相连。所以，大学里，与官位相配的“披红顶戴”之人，才是权与利的真正拥有者。于是乎，在一个本应以教育、学术与学识为立足之地的大学圣殿，官员们却决定了学校及个人发展的生杀予压大权。

如果有人敢像谢灵这样，充满独立思想与言行，敢于揭开学校或校领导的“老底”，那可以说从一开始，她就站在了一个人与强大权力集团对抗的困兽犹斗的尴尬境地。可人们虽已认识到“官本位”的弊端，也一直在高喊着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但最大的压力，终始料未及地落到了孤独的谢灵们的头上。

如果任由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延续，所谓的高教改革仍会裹足不前；我们追赶世界先进高等教育的步伐，只会越拉越远。本应是宽容、兼蓄、思想多元、学术自由的高等教育天地，又怎可能创造出思想深厚丰富、学术成果累累、创造性人才辈出的“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