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前夕，宁波市印发《习近平总书记党风廉政论述漫画解读》和《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以下简称“《提醒本》”）两本“口袋书”，出台了“负面言行提醒”制度，引导警醒各级党员干部“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口袋书”图文并茂，形式新颖。据记者了解，这已经不是浙江省约束党员言行的首次尝试，从2015年起，嘉兴嘉善、绍兴柯桥等地，都开出过类似的“负面清单”。（8月8日 《北京青年报》）

对于机关干部的作风问题，群众诟病最大的就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而这其中，话难听对群众伤害最直接，也令群众感触最深。诸如“跟你说话怎么也说不清，好了，不要再讲了”“这事我办不了，别在这妨碍办公了”等恶语，一句就足以让群众的心“透心凉”。相关部门出台“负面言行提醒”，对发表两次以上负面言行的干部进行约谈，无疑是作风整治的一次升级，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

然而干部“不能说的话”不说，并不代表干部的内心世界“干净”。这一点在诸多两面官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原江西副省长姚木根落马前给人一种“夙兴夜寐”“勤政为民”的形象，暗地里却自导自演贪腐“大戏”；原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在开会时，常常把廉洁问题挂在嘴边，大讲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的严肃性”。但背地里却骄纵亲属子女、丢弃党性原则。可见，管住官员嘴上不作恶，不一定能拴住他们的心。

既然，管控“负面言行”未必能触及干部的内心世界，那么“事难办”的梗塞，可能还会依旧，只不过“难办”表现得更隐蔽而已。比如，干部不当面训斥、顶撞群众了，可背后真正干事时，依旧“一退六二五”，笑着脸把群众忽悠回去；不再趾高气昂，乱作为、瞎指挥、吃拿卡要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变成不作为、不担当，拖住不办了。由此可见，干部不说“不能说的话”，并不代表“能办的事会全部办好”。

更需要警惕的是，“负面言行提醒”制度的表面化、形式化。据报道，宁波市要求党员把“口袋书”经常带在身边翻查，时时学习、时时警醒。管控“负面言行”，从一点一滴抓起，这个初心虽好，但若不能入脑入心、产生实效，“口袋书”就可能变成形式主义表演秀。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由此可见，管控“负面言行”只是约束了干部的“表”，并不值得欣喜。而让“负面言行提醒”产生实效，就必须让干部“怦然心动”。一方面，相关部门要继续加强宗旨教育，拧紧干部的思想阀门，确保干部从内心抵制“负面言行”。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要以“事能否难办”为试金石，检验干部的工作状态，倒逼官员心口一致，真真履职。试想，干部若已“怦然心动”，“负面言行”还需要靠“口袋书”管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