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进人才的培养

船政学堂从1866年创办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为止，46年间，据统计共培养出毕业生510名，其中：制造班专业143名、驾驶班专业241名、管轮班专业126名。毕业生中除选派一部分赴外国留学外，基本上都在船政造船厂、船政学堂或海军舰船上工作。福建船政开始有了自己培养出的懂制造、会指导的技术人员，对世界各国的造船技术动态有了了解；有了驾驶和管轮的人才，初步形成近代海军的骨干力量和基本队伍。民国时期，船政学堂的培养目标集中在海军人才方面，分为海军学校、制造学校、飞潜学校三所学校，都属海军部管辖，毕业生总计419名，大多在海军界任职。其余的在航空界、造船界、航运界、电业界等部门任职。“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清史稿》卷107）至1884年马江战役前，船政局共制造24艘轮船（其中几艘为商船），组成用轮船武装的水师（实即近代海军），时称福建轮船水师。因此，称福建船政是近代“海军摇篮”是当之无愧的，它在近代海防和军队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留学深造是船政学堂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为了进一步学习“西学”，提高学生掌握轮船制造和驾驶的技术技能水平，清廷批准学堂选派优秀学生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李鸿章等奏称：不仅要学生能“放手自制”轮船，而且要“继长增高”，“探制作之源”；不仅要华员“能自行管驾”，而且要“窥其秘钥”，“得其深际”，因此要派出留学生“赴西厂观摩考索”。前学堂学生“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学堂学生“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早在1875年，沈葆桢选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人随法人日意格监督到法国、英国学习驾驶。1877年2月，船政学堂首届派出留学生共35人（其中制造学生14人，驾驶学生12人，艺徒9人），这是继1872年清廷官派120名学童赴美留学后之又一批，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一批。至1897年，共派出4批84名留学生。船政局留学生制度的建立，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学生增长见识，扩大见闻，眼界大为开阔。这些学生资质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受到各方的好评。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在船政局、船政及水师学堂、军舰、港口船坞等，从事开矿、电线、电报、枪炮及弹药制造、翻译等工作，为我国的船舶修造、海军建设及经济、外交事业做出贡献。其所造就的著名人才有严复、刘步蟾、魏瀚、陈兆翱、林泰曾、蒋超英、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陈季同、罗丰禄等人。叶祖珪、萨镇冰先后总理南北洋海军，黄钟瑛、刘冠雄、程璧光、萨镇冰先后为海军总长与海军总司令。他们皆为船政学堂留学生，都为近代海军建设（编队与建章立制）作出奠基性的贡献。清末民初，海军将领以闽人居多，在海军史上影响极为深远。船政局培养的海军人才自1872年以后进入海军界，逐步取代旧式水师出身的人员，该局遂成为海军人才培养与供应的基地。据统计，1892年，北洋水师所升署的64名各级将官中，船政后学堂毕业的学生即占23名；1894年，直接参加甲午海战的13艘军舰中，13名管驾将官中有11名是船政后学堂毕业的学生。北洋水师、广东水师所任用的各级将领和属员，大多来自船政学堂。由此看来，福建船政学堂堪称我国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近代海军诞生的基地。这些海军将士的抗敌御侮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风貌。它们构成了船政文化的精神内涵。

船政学堂作为派出留学生的基地，为近代中国培养出多学科的专门科技人才，从而成为我国科技队伍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地。我国最早的一批科技专家（包括部分社会科学学者）由此产生。从船政学堂走出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具有开放的眼光和先进的思想。他们从接受的“西学”教育中获得新知；他们受西方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影响，因而具有新式的思维与创新的气魄，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和学者。以严复为例，他以优异成绩被船政学堂录取，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英国留学期间又获重要成绩。他认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钻研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知识，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具有独到见解和卓越思想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魏瀚在法国曾得法学博士，历任外交、制造、法律、翻译工作，是出色的外交人才，被誉为“中西兼通，阅历最深”，“经纬过人”，“于轮、路诸学极为讲求”，曾“总司制船”，任船政会办，是当时著名的造船专家。詹天佑，作为首批留美幼童回国后改学驾驶，中法战争时，曾为张之洞绘制沿海要图，又被聘为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发明了著名的列车挂钩法。

船政留学毕业生回国后，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首批科技、军事和外交人才，因而为国内各省所注目，竟相罗致。他们首先为保证船政局需要而留厂任职，如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等，成为监造船舰的工程师、近代中国造船业的奠基人，其成绩最为卓著（如杨廉臣“总司制机”，曾任船政总稽查）。其他留学生有的为各省机器局或船坞所调用，成为其主管人员；有的被派往国外，负责监制国内订购的军舰。不少留学生成为外交人才或从事翻译工作，如陈季同，曾游历欧洲多国，又自学得英、德、罗马、拉丁等文字，尤精法国政治与法律，曾任驻欧6国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与国际知识，晚年回国主持官报局和翻译局，是卓越的外交人才。罗丰禄口操五国语言，应对如流，“折冲尊俎，仪态安祥”，曾同时担任英、比、意等国公使，还曾任大沽船坞总办。吴德章任驻奥匈帝国大使。王寿昌，曾任船政学堂法文教师、京汉铁路总翻译，还与林纾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西方小说，闻名于世。陈寿彭、郑守箴翻译西方著作，为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做出贡献。从事矿业勘探、开采的船政学生也很多，林庆升、池贞铨、林日章等发现福州穆源煤矿，或参加勘探工作，充任矿师。林日章到山东担任铝矿监工，最早主持用“西法”炼银。池贞铨与沈瑜庆创办赣州铜矿。张金生任台湾基隆煤业技术主管。不少船政毕业生和留学生曾分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陕西、贵州、山西等地从事煤、铁、铝矿产的查勘、探察与开采工作，开创我国大规模地质勘探的历史。船政学生还参加我国电报、铁路工程建设工作。如魏瀚曾任广九铁路总理；罗臻禄被聘为广东矿务委员，主持全省矿务；郑清濂“熟谙路政，兼精工程艺学”，被派充京汉铁路总办，王寿昌任会办；卢守孟任京汉路行车总管。在20世纪初我国近代工业发展中，船政毕业生许多从事船政、路政、邮政和电政等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一些留学生还有发明创造。如陈兆翱能自造新式轮船，“创制新式锅炉，法人奇之”；又创造抽水机器，改造轮船车叶。池贞铨用白石粉制成耐火砖。介绍西方文化入中国的，除严复、林纾外，还有陈寿彭、郑守箴、罗丰禄、王寿昌等。陈季同突出的贡献是把中国优秀文化介绍给西方，以法文翻译《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使“西国文学之士，无不折服”。

由上可见，福建船政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包含了轮船的制造与驾驶、人才的培养与应用两个方面。从文化角度讲，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与人才作用的发挥上。教育方面，突出之点在于学习“西学”，接受并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实现了由旧学到新学、从“中学”到“西学”的过渡和转变。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西学”（西方科技文化）在当时的确代表了先进文化，唯有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在人才培养方面，船政有学堂教育、出海实践锻炼，还有派学生留学的举措，其所造就的人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多卓有建树。船政人才的活动领域与贡献范围十分广泛，充分反映先进思想文化对于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重大作用。事实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应用，都可以产生生产力，发挥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因此，船政文化既有辉煌的业绩，也有深厚的积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代表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启蒙和示范的作用。船政文化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先进文化。今天，我们应当探究和认识这一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文化的积极因素与先进精神，以适应新时期、新条件下的社会需要，发挥新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