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9日的广东省党代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到，要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对此解读说，申报财产的方案已经出来了，目前正在做试点方案。“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5月10日《羊城晚报》）

财产申报和财产公示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对上的、对内的，是对组织忠诚、让领导放心的姿态，而财产公示是对下的、对外的，是对民众负责、让百姓满意的做法。前者由于暗箱操作，缺乏监督和核实，往往流于形式，“一把手”的报表更是如此，后者则因为公开透明，在群众雪亮的眼睛面前，作假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更容易收到实效。

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财产公示的精髓，会促使财产申报落到实处，但“一定范围”是多大范围，信息真假又由谁来核实？报道中没有提及。既然财产申报方案已经出来，为何不先公布出来征求下民意？相信经过民众“挑刺”和“把关”后的方案会更具可行性。

官员财产公示并不新鲜，其反腐倡廉的效力在一些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早就得到验证。即便在大陆也有先例，前几年，新疆阿勒泰便在网上公布过近千名官员的财产，浙江慈溪则要求数百名官员在本单位政务栏上“晒家底”，尽管他们还存在一些缺陷，但却不失为开先河之举。经验就在眼前，桥梁早已搭建，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还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要从严治官，少不了官员财产公示这一反腐倡廉的利器，这样才能让官员不想贪、不敢贪也不能贪，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才能彰显与既得利益切割、“革自己命”的勇气。应看到，官员财产公示只是官员民选制的副产品，它能否建立不是看官员的好恶，而是取决于民意的分量。只有让官员的去留沉浮更多地取决于民意时，官员才不得不通过财产公示来自证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