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一直被作为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和榜样,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为温州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途径,也使温州一度辉煌。然而,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加之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生产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为主的温州中小企业经营遭遇困境,中央从宏观调控出发紧缩银根,则使中小企业再遇贷款难,不得不更加借力于民间借贷。温州中小企业平均盈利水平不过3%~5%,按照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数据,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为23~24%,但实际上在30~40%之间,高的达70%、80%、100%,最高的达到180%。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出台的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能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超过了,性质就变为高利贷或非法集资,已经触犯法律。如此,温州一些在民间融资的中小企业难以为继,也就在所难免了。
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民间借贷规模在3.8万亿。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为1100亿元。而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包括银行贷款),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估计今年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
由于民间借贷长期处于放任自流、无人监管的地下状态,致使民间借贷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相互混杂,民间金融乱象丛生,实际上“温州现象”是存在于全国各地的普遍问题。民间借贷的狂潮已经从两年前的苏浙等沿海地区扩展到山西、内蒙古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企业扩展至商贸流通企业乃至普通家庭,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民放贷”之势。被称为“宝马县”的江苏省贫困县泗洪县,95%的家庭放高利贷,金额达到几十亿的规模,许多人筹集到资金后,并非用于投资实业,而是大肆挥霍,用于买豪车、赌博,资金链断裂后,难以收回的资金在3.5亿元左右,使许多家庭放出去的贷款打了水漂,生活陷入困境。被称为“鬼城”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也出现了“家家放贷”的“繁荣”景象,许多在北京、大连等地工作的白领,甚至放弃高薪工作,回到鄂尔多斯老家靠放贷“发财”。然而,等待他们的可能不是巨额回报,而是血本无归。
民间融资市场放任自流、缺乏监管,存在着巨大风险,极容易导致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进而使风险向银行体系蔓延,还会诱发企业将资金投入民间金融市场,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形成资本泡沫,而搅在其中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不依法加大打击力度,则容易引发犯罪和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0年6月,我国非法集资类案件超过1万起,涉案金额上千亿元,每年以2000起、集资额200亿元的规模快速增加。这无疑是个危险的倾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间借贷作为银行资金的有益补充,对推动中小企业、个体经济、农村经济发展、活跃资本市场发挥着积极意义,无疑有存在的必要。既然允许其生存发展,就应该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人民银行早在3年前就提出了要给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身份,但由于与现行一些规则存在矛盾和冲突、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难以界定、谁来监管等问题始终难以定论,至今先关法规没有出台。时至今日,民间融资市场的风险开始显现,不能再继续放任自流了,相关立法的出台已势在必行。
' />但是,这些名流看到民间借贷的全貌了吗?预见到民间借贷的严重危害性了吗?在回答此类问题之前,请让我们先看看下面的相关新闻报道。
据2011年9月27日《广州日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整个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疯狂借贷的根本原因无非在于“高投入高回报”的投机主义。有数据表明,在温州做实业,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一般在3%~5%,但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则高达180%。高利润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靠“贵利”盘起生意,靠生意再借“贵利”,风险一环一环传导下去,这种资金的“创新”游戏,与美国的次贷危机颇有几分相似!
那么,这种资金的“创新”游戏的后果可能会是什么呢?
依照浙江在线的报道,据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走佬”。
而《广州日报》相关新闻报道显示,“走佬”事件中尤为戏剧的是温州奥米流体设备有限公司,中秋节时,老板将公司近300名员工集体送去度假,两天一夜里抢搬自己公司的设备,等员工度假回来后,公司空了,老板也不见了——这是何等的荒唐和无耻。
另据9月27日《东方早报》消息,近一段时间,温州频繁曝出“老板无力还债而跑路”的消息,包括眼镜行业龙头浙江信泰的董事长胡福林等著名企业老板,在当地引起轰动。很多人将这次规模空前“跑路”的直接原因指向“民间借贷”。自今年4月以来,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不断有企业老板因无力还债而“跑路”: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等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进入9月,“跑路”更有集中爆发之势。而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昨日,可证实的温州老板“跑路”至少已经发生20起。 “这些企业主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不是借贷就是参与放贷。”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他们几乎都已放弃实业,或兼办担保公司,或专门放贷,“银根紧缩,实业利润又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只能选择‘跑路’。” 温州坊间传言,胡福林欠债达20亿元。知情者称,在胡福林所欠的债务中,欠银行贷款8亿元,月息500多万元;欠民间高利贷12亿元,月息高达2000多万元。胡福林对借高利贷的后果是有数的,但由于从银行贷不到款,只能借高利贷。
由此可见,显然是民间借贷——高利贷这种资金的“创新”游戏,把上述企业及其负责人逼上了绝路。
极力推崇民间借贷的茅于轼等名流,对于上述相关新闻报道所披露的因民间借贷而引发之血淋淋事实,当初难道没有预见到吗?
其实,无论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当初是否预见到,抑或真的另有隐情,但如今已经毫无现实意义了,因为常言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面对由于民间借贷而引发的诸多人间惨剧,中国亿万民众都该警惕民间借贷的高风险,而不能再盲目地倡导或参与民间借贷,且不能再如茅于轼等名流一样地追捧民间借贷了,否则可能会危及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 />温州堪称借贷之城。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但随着借贷企业和担保公司老板失踪或跑路,这座借贷城池正在渐渐垮塌。
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老板,其身上负债累累,涉案金额都达到了几千万、几亿,甚至十多个亿的规模。严重的高利贷危机正在当地上演。他们大玩“失踪”,让很多人一下子“抓瞎”。最抓瞎的当属借贷者,包括银行和民间借贷人。据称,这些‘跑路’的企业主几乎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比如号称“眼镜大王”的胡福林,据传欠款高达20多亿。其中,光民间高利贷就有12亿。他一失踪,银行、民间担保公司都将受害,而最苦的当属底层放贷者。一个借贷老板跑路后,成百上千个普通家庭的借款就会血本无归。而企业的职工也会受到牵连。这些老板多数都有实业,有工厂,他们一跑路,工人的工作、工资立即陷于无着的境地。同时,政府也会“吃挂落儿”。债权人追讨,员工安置等一些列善后工作,政府将不得不接手处理。由于他们的跑步,引发借贷市场的恐慌,更大的乱象和损失恐怕还在后头。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和政府的规范监管作用,互为左右手,是经济活动有序进行的两大基石,借贷市场也不例外。但温州借贷市场的乱象,却说明市场、行政这两手都不硬,市场、政府这两大基石都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借贷之城”焉能不垮?
民间借贷盛行,说明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少,而企业主深陷高利贷漩涡,则显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的结合,既解决了前者资金缺乏问题,又给后者投资找到了出路,可谓是“珠联璧合”,完全符合市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这个看似完美的市场行为却是畸形的,无论是借钱人还是借给人钱的人,逐利意识浓烈,但风险意识淡薄。借钱人盲目借贷,盲目扩张,最终深陷高利贷“漩涡”无法自拔;而放贷者“炒钱”氛围浓厚,只追求高利率,对借贷者身份和偿还能力一概不问,从而给投资安全埋下严重隐患。
无论是引导民间投资,还是解决企业融资难,市场的作用固然不可少,但政府规范、引导和监管也必不可少,尤其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而对于违法的高利贷,政府的监管职责更是不容推脱。温州高利贷之风盛行已有时日,但却未见政府拿出切实有效的手段加以规范和约束,如今,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损失难以估量。
温州老板“跑路”折射借贷市场的双重缺失。要避免这种情况的蔓延,就需要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拓展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这是一体两面之事。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除了银行要降低贷款门槛,提高贷款比例外,政府有关部门要创新金融体系,比如让民间资本筹建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性机构,实现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规范、无缝对接,这同时也解决了民间资本的投资出路问题。同时,政府应规范民间资本的运作方式,严查违规放贷行为,以保护借贷者和放贷人权益。
' />今年以来,银根紧缩,民间信贷进一步活跃,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发达的省份。面对银行这个正规渠道融资难时,只好将目光投向民间信贷机构以及个人。而随着民间借贷活动的活跃,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也越来越多。民间借贷虽有各种好处,也明显存在“短板”现象。它普遍存在事实上的高利贷现象,易引发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存款、非法拘禁等刑事犯罪。这样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针对高息借贷对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相关部门加强对民间借贷问题的调查研究,变堵为疏,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2010年5月7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本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7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明确规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具体工作,由人民银行、发改委等8部门负责,将民间借贷纳入监管范畴。
时至今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加融资渠道,国家虽有鼓励政策,全国各地也有不少民间机构抓住机遇开始走向合法化,成立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通过各地政府金融办的统计资料发现,申办担保和小额贷款公司的,不少来自房地产企业,以及其他业态背景,而真正由民间借贷机构或个人申办的比例较小。
究其原因,不少民间借贷机构并不知有这样的鼓励政策,加大宣传力度势在必行。另外,获悉政策的一些民间借贷人对这样的政策持观望态度。尤其是有关制度还未出台时,现行的规定有些撞车,不知道以哪个利率为准。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民营信贷机构的利率可以高出银行2倍。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包括利率本数)。这意味着,民间借贷超过这个规定的部分,将不受法律保护。两个标准,有待厘清。
在申办合法化的民营信贷机构的手续繁琐,也让不少民间借贷望而却步,要申办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必须先到县级金融办审批,然后逐级申办,要取得省级金融办核发“融资性机构经营许可证”方可经营。要获得这个经营执照,需要从各个方面规范,对于一些民间借贷人和借贷机构来看,门槛较高。
要吸引民间借贷机构和借贷人愿意走向合法化,要加大金融体制创新力度,完善各种制度,简化准入门槛。鼓励成立各类中小银行、村镇银行等,并且要大力发展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不断拓展抵押品、质押品的形式来使中小企业较容易获得资金,切实做到有序监管民间融资机构,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 />无论是否真有向央行申请600亿元再贷款的事实,也无论央行是否给予贷款,都应深入分析在当前情况下,央行大举注资救市的利弊,以及是否有比注资更好的救市方案。
温州民间借贷盛行、高利贷猖獗,大部分专家都把板子打在中小企业贷款难,特别是向大型银行贷款无门上。这使得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无奈之下向民间借贷伸手,通过高利贷融资。但为何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难?笔者认为有两大原因:
首先,温州及长三角、珠三角的中小企业,本身经营困难甚至濒临倒闭,贷款风险相当大,银行不敢给其贷款。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税负过重、贷款利息高、国企外企拿走产业链上绝大部分利润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已经没有多少利润空间,银行不愿意或者不敢将资金借给中小企业。
其次,近几年,由于实业实体利润薄,长三角特别是温州中小企业,弃实业实体而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股市、煤矿、艺术品以及大宗农副产品市场的炒作和投机上,从前年开始,又将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包括发放高利贷上。特别是在缺乏调研、没有认识到乱开金融口子的危害性,盲目放开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使得珠三角、长三角乃至全国,兴起一股乱办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热潮。
资金链正断裂在投机炒作和民间借贷、高利贷上,只要是实实在在做实业的企业,一般不会出现资金链断裂。
如果不釜底抽薪地解决上述两大问题,而是匆忙向央行申请600亿元所谓金融稳定再贷款,可能注资又被拿去投机炒作、发放高利贷。同时,全国民间借贷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酿成的金融风险正在集中爆发,如果央行给予温州600亿元再贷款,那其他地方发生类似情况,央行是不是也要注资救助?
有消息称,温州民间借贷坏账或达1500亿元,那全国这一数字可能在几万亿元,央行如果注资救助,很可能造成几万亿元的基础货币投放,会推高已显畸高的通胀率,最终还是普通百姓承受高物价之苦——难怪有网民问:“蹬着三轮车的底层百姓凭什么给开宝马的买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典当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混乱不堪,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存款等现象到处肆虐,后来财政资金和央行再贷款为之买单,仅救助证券公司国家就拿出680亿元资金;救助信托公司,央行发放巨额再贷款,给四大银行不良贷款买单也花去几千亿元。好不容易换来几年的金融稳定和良好秩序,如今又要国家买单?
与其注资买单,不如立即提高存贷款利率,鼓励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彻底规范民间借贷,下决心整治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铲除高利贷生存的土壤。从长远看,必须适度降低中小企业贷款利率,遏制人民币无节制升值,给中小企业减轻税负、国企让利、遏制外企暴利,从而让做实体实业的利润空间大于投机炒作。
' />据报道,为防止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温州市推出“一揽子”救市措施——向浙江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期限1年,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
政府出招帮扶中小企业走出高利贷泥潭,其初衷是好,但这600亿资金不管是以再贷款的形式,还是以地方平台公司贷款或贷款定向宽松的办法实行,都不一定能起到太大的效果。谁哭得凶就给谁糖吃的“资金绥靖政策”,以前没有、现在更不会根治地方政府与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症。
与其给予温州600亿元再贷款,还不如为民间金融正名。
首先,相对于当前庞大的民间高利贷市场,600亿元杯水车薪。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显示,温州民间未偿还贷款总量或至8000亿到1兆元,由于本地企业开始破产,料今年有10%-15%未偿贷款将可能变成坏账。
其次,再贷款的同义语就是货币注水,一旦打开阀门,相当于宣告重新开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异于以全局性的通胀为高利贷者买单。600亿的基础货币加上5倍的货币乘数,相当于3000亿元,还不如直接向温州贷款千亿来得便捷,起码不用全民为高利贷者买单。
目前实体企业的症结在于,从事中下游的实体经济、不少中小企业的利润已不足以支付各种成本。前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针对“珠三角小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的调研报告,称“原材料及人工等成本大幅上涨,致今年以来的平均利润率同比下滑30%至40%,平均开工率降至七成”。大多小企业主们对未来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悲观——72.45%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
如果实体企业的平均利润都像温州一样降到3%左右,那么所有民间借贷都将成为浮出水面的可怕冰山。
温州实体经济受挫,除了资金不畅外,还因为实体经济的普遍没落,说明中国经济进入了分水岭,握有资源配置权或参与配置的机构获得财富,而中下游的中小企业只有被剥削的命运。温州缺的其实不是资金,炒房团、炒煤团、高利贷横行足以说明,温州缺的是实体经济的公平市场环境,缺的是对草根经济、草根金融的“二次正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挽救了深陷“抬会危机”的温州经济。2000年后,炒房团成为温州资金的出口,是中国房地产资本时代到来的象征,也是温州实体经济没落的象征。当前年炒煤团被赶出资源开发行业,温州资金失去了获得上游资源溢价的机会。
再贷款虽然曾是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发行方式,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只能解决癣疥之患。给民间金融正名,温州经济才能真正出头。
' />政策没有给市场预留足够的实业空间,更没有给庞大的民间资金预留有信用的投资市场,于是,资金进入最危险的领域——高利贷市场,钱生钱成为暴利来源: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涨至3分(年息36%),而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目前年息已达百分百以上。
情况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由于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过高的利贷,据《南方周末》报道,浙江高利贷市场中债权人和债务人“跑路”成风,中小企业危险迫近,高利贷链条岌岌可危,在浙江、福建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的链条崩断现象。
虽然有关方面不承认东南沿海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但工商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省注销的企业高达1.44万家,已超过2010年全年的1.24万家,一些新诞生的企业很多是原有企业为分散风险而分出的次级衍生企业。
高利贷盛行,显示实体经济与金融管制的双重困境。解决困境有两种思路:或者以更计划的体制、更严厉的管制、以高利贷从业者的血祭刹住高利贷之风;或者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推进,放松行业管制、价格管制,达到资金高效、自由流动的目标。后者才是治本之术。
让人担心的是,由于管制经济的路径依赖,由于政府掌握主要资源的配置权,解决方式容易向政府加大管制、吸纳更大企业的目标前进。目前,连民企圣地都以引入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为荣,似乎中小企业退场、大型企业入场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希望所在。
这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可怕误读。
企业好坏不在规模大小,而在效率高低。从全国工商联的数据看,国企的资产收益率普遍低于民企;从市场案例看,中铝、中铁建等大型央企在国际上投资亏损,中冶恒通在国内投资巨亏,无不反映上述大型央企缺乏最基本的内部信托责任机制。当资源通过行政之手越来越多配置到大型低效企业,中国经济离高效的市场越来越远,离内需经济所需的民富国强越来越远,经济必然走向国富民贫、内需难振、隐性负债增加的极端境地。
而实体经济资源错配极其严重地影响到投资市场信心。A股市场的大型蓝筹股低迷不振,而中小板相当于在4000点以上,说明大型企业的融资、再融资已成拖累A股市场的根本因素,投资者无法从这样的企业得到回报,巨无霸企业做大需要投资者源源不断地输血——没有人愿为这样的企业支付更多成本。
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必须用极大的勇气与智慧进行二次市场化改革。
要解决高利贷现象,首先需要放松严厉的金融管制,以市场利率为基准制订利率政策,而不是为维护贷款大户的利益而人为保持巨大的负利率空间。目前要求大中型商业银行面向小微企业贷款,是资源的又一次门不当户不对的错配。其次要打开行业门槛,允许民企进入管制行业,只要法无禁止,即可进行各方面的投资。否则,充满庞氏骗局色彩的恶性投资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钱生钱的可怕经济现象当告一段落,中国经济只有靠二次市场化改革才能向正常的循环迈出关键一步。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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